汇报进行到尾声，陈默主动提交了《张学良部后续动向预判》，详细列出了三种可能：

一是蒋介石释放张学良，东北军继续驻守西北，配合抗日；二是张学良被软禁，东北军分化，部分投靠南京，部分联共；三是日军趁机挑拨，东北军与西北军、红军爆发冲突。

每种可能都附带了应对建议，既展现了他的分析能力，又巧妙地将“联共抗日”作为最优选项，间接引导戴笠的决策。

戴笠接过预判报告，快速翻阅着，突然停下脚步，抬头看向陈默，眼神变得锐利：“你在西安期间，12月16日下午，有人看到你在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徘徊，甚至与代表团外围人员有过接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陈默心里一凛——果然被盯上了！

他早有准备，脸上露出坦然的神色，语气平静地回应：“回戴老板，卑职当时是为了打探蒋介石先生的饮食起居情报。中共代表团刚到西安，与张学良往来密切，卑职想着能从代表团外围人员那里套取一些消息，比如蒋介石先生是否安好，张学良与中共谈了些什么。但那些外围人员警惕性很高，卑职只远远观察了一会儿，没敢靠近，也没获取到实质信息，后来觉得没意义，就离开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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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一边说，一边故意露出几分懊恼的神色：“现在想来，当时确实有些冒失，不该轻易靠近中共代表团驻地，差点给总部添麻烦。后来卑职就改变策略，通过赵镇藩、孙铭九这些东北军高层获取情报，再也没去过代表团驻地附近。”

这番话半真半假，既解释了“为何出现”，又强调“未获情报”，还主动承认“冒失”，大大降低了戴笠的怀疑。

戴笠盯着他看了几秒，见他神色坦然，没有丝毫慌乱，便收回目光，语气缓和下来：“以后做事注意分寸，中共代表团背景复杂，不是能随便接触的。你能及时调整策略，通过东北军高层获取情报，还算机灵。”

汇报结束后，陈默走出会议室，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。

他知道，戴笠虽然暂时相信了他的解释，但心里肯定还有疑虑——总部的情报网络远比西安严密，他在西安的每一步行踪，都可能被记录在案，稍有破绽，就会引来杀身之祸。

回到情报分析处的办公桌前，陈默瘫坐在椅子上，端起搪瓷杯喝了口热水，才慢慢平复下来。

桌上的报告还摊开着，他快速将与中共相关的“隐患”全部用红笔圈出，比如“东北军少壮派可能联共”“中共在西安影响力扩大”，这些内容既能满足戴笠对中共的“警惕心理”，又能为后续传递中共相关情报做铺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