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沈兰，你负责梳理之前抓获的日伪特务特征，比如常用的通讯暗号、接触方式、伪装身份，作为‘原则性’条款的佐证；柳媚，你把行动科抓捕特务的审讯记录整理出来，挑出那些‘被冤枉者’的共性，比如缺乏直接证据、仅因亲友通日被牵连，写进‘灵活性’备注里；李伟，你从伪政权那边找些日籍人员在重庆的正当活动记录，比如商人经商、医生坐诊，作为‘正当接触’的案例。”

陈默语速飞快，把任务一一分配下去，“苏晴，你统筹所有材料，确保标准既严谨又灵活，既符合戴老板的要求，又能护住我们想护的人。”

众人立刻行动起来。

沈兰翻出厚厚的审讯档案，指尖划过“日军特务常用‘樱花’‘富士山’作为暗号”“多伪装成日商、教师”等记录，飞快地在纸上总结；柳媚抱着行动科的卷宗，挑出三个“因父亲曾在日企工作被冤枉”的案例，详细标注了“无任何通日证据，仅因亲属关系被审查”；李伟则骑着车跑遍伪政权的工商、卫生部门，抄录了二十多条日籍商人的合法经营许可、日籍医生的行医证明。

第二天中午，标准初稿就摆在了陈默桌上。

苏晴把材料按“原则条款”“灵活备注”“案例佐证”三部分整理好，甚至在“正当接触”部分加了“需提供第三方证明（如商家发票、医院病历）”的细节——既堵住了钻空子的漏洞，也给了无辜者自证的机会。

陈默翻到“反共激进倾向”那栏，特意加了一句“仅口头发表反共言论、无实质通日或阻碍情报工作行为者，予以警告，不列入可疑名单”。

他知道，军统里不少人因立场问题会说些反共话，但若因此就列为可疑，只会扩大打击面，反而让真正的特务藏得更深——这既是对戴笠“不滥杀”要求的呼应，也是在保护那些虽反共、却能踏实做事的中立派。

下午，陈默带着初稿去见戴笠。

戴笠翻到“反共言论”那条，挑了挑眉：“哦？你倒是敢写——不怕毛人凤说你‘纵容共党同情者’？”

陈默语气平静：“老板，反共言论和通日是两回事。要是仅凭几句话就抓人参办，以后没人敢说话，军统就成了一潭死水。而且，备注里写了‘无实质阻碍行为’，既没纵容，也没放松警惕。”

戴笠盯着他看了半晌，突然笑了：“你这小子，比我想象的还懂分寸。就按你写的来，再加一条‘凡被冤枉者，审查结束后需公开澄清，恢复名誉’——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跟着我戴笠做事，只要没做错，就不会受委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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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定稿当天，就下发到了军统各部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