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笠的办公室里，“反共情报小组”的负责人正站在一旁，手里拿着一份“八路军可疑线索汇总”，语气急切：“老板，陈处长提交的八路军动态全是‘流水账’，根本找不到‘扩张’的证据！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渗透他们的驻地，必须尽快执行！”

陈默上前一步，递上“暂缓建议”，语气诚恳：“老板，不是属下不执行指令，而是当前确实不是渗透的最佳时机。您看，日军在华北集结了五个师团，准备对晋察冀进行大规模扫荡，八路军一二〇师、一二九师都已进入防御阵地，我们若此时派人过去，不仅帮不上忙，反而可能给他们添乱——万一被日军察觉国共之间的‘互相监视’，反而会被他们利用，挑拨我们的关系。”

他指着建议中的“资源冲突”条目：“华南的对日情报网络刚搭建好，上周刚截获日军准备偷袭广州机场的情报，若抽调人员去渗透八路军，这条情报线就断了，广州机场的安全就没了保障——相比之下，对日情报的重要性，远高于对八路军的渗透。”

戴笠翻看着“暂缓建议”，又看了看桌上的“日军华北兵力部署图”，眉头渐渐舒展。

他最看重的始终是“对日作战”，陈默的建议切中了他的“软肋”——若因渗透八路军而影响对日情报，导致正面战场受损，这个责任他承担不起。

“好吧，渗透计划暂缓执行。”

戴笠放下文件，语气缓和下来，“但八路军的监控不能放松，你继续汇总他们的动态，一旦日军扫荡结束，立刻重启渗透计划。”

“是！”陈默躬身应道，心中松了口气——第一道夹缝危机，靠着“借力打力”暂时化解。

然而，麻烦并未就此结束。

当天下午，“反共情报小组”的负责人带着两名组员，直接闯进甄别处，将一份“八路军强征粮草”的“证人证词”拍在桌上，语气强硬：“陈处长，这是我们找到的‘实锤证据’，你必须在下周的汇报中，把这条写进去，否则我们就向戴老板举报你‘故意隐瞒，包庇共党’！”

陈默拿起“证词”，快速浏览——所谓的“证人”，是晋察冀边区的一名地主，声称八路军“强行征收了他的五十石粮食”。

但证词的漏洞显而易见：既没有具体时间，也没有八路军的番号，更没有其他证人佐证，明显是反共势力捏造的“伪证”。

“这份证词不符合情报规范。”

陈默放下证词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态度，“没有具体时间、地点、涉事人员番号，也没有军统潜伏人员的现场核实记录，无法确认真实性——若贸然写入汇报，被戴老板发现是伪证，不仅我要担责，你们‘反共情报小组’也脱不了干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