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重点成果二：精准定位汉奸据点，清除内患。”

陈默切换到下一页，幕布上出现了“重庆日伪情报据点分布图”，上面用红圈标注着12个被捣毁的据点，

“本年度，我们通过甄别‘日商往来记录’‘资金流向’‘人员接触轨迹’，成功锁定12个日伪情报据点，包括三井洋行重庆分行、日伪控制的‘同福茶馆’等，配合行动科捣毁据点，逮捕汉奸及日伪特务47人，其中包括为日军传递军事情报的买办刘铁生、日伪翻译官姚小铭等骨干分子，彻底切断了日军在重庆的3条核心情报线。”

说到这里，陈默特意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台下——毛人凤的脸色有些难看，这些成果本该有他分管的“反共情报小组”参与，却被陈默的“对日小组”独揽；而戴笠则听得专注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显然对“清除内患”的成果十分满意。

“重点成果三：支撑正面战场战略决策。”陈默继续汇报，调出“日军华南春季扫荡情报”的相关资料，“今年3月，我们通过新密码系统，破译日军‘樱花’‘松竹’扫荡计划，确认日军将动用8万兵力，分两路扫荡华南、华北敌后根据地。我们及时将情报传递给八路军、新四军总部，助力根据地提前转移群众、隐藏物资、布设防御，最终使日军扫荡计划破产，根据地损失减少60%以上，有效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。”

为了让成果更具说服力，陈默还展示了“情报转化效率表”：

215条有效情报中，87条直接用于作战部署，63条用于清除汉奸及日伪据点，42条用于预警日军行动，23条为后续情报工作提供线索，“情报转化利用率达100%，未出现因情报延误、错误导致的作战失误”。

整个汇报过程，陈默始终围绕“抗日情报”展开，只在结尾处轻描淡写地提及“本年度配合反共情报小组，完成高校、商界可疑人员排查3次，未发现重大共党渗透线索”，既满足了军统高层对“反共”的基本要求，又不喧宾夺主，避免引发戴笠对“主次不分”的担忧。

汇报结束后，戴笠率先鼓掌，语气中满是赞许：

“很好！陈默，这份汇报做得很扎实，数据详实，成果显着！‘对日核心情报小组’本年度的工作，真正做到了‘精准、高效、实用’，215条有效情报，17次关键行动支持，这个成绩来之不易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