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默心里一动——“对日情报整合处”，这不正是他最适合的岗位吗？

如果能进入这个部门，不仅能接触到全国的日军情报，还能借机将组织获取的信息融入军统的情报网络，让新四军提前掌握日军动向。

但他也清楚，这个岗位竞争激烈，而且审查严格，必须拿出足够分量的“工作成果”，才能说服戴笠。

回到车上，陈默从布包里拿出一叠泛黄的纸——这是他在上海时偷偷记录的“工作笔记”，上面详细记载了他“为军统效力”的种种“功绩”：

1938年秋，举报日伪情报署职员佐藤收受贿赂，协助“76号”查处腐败；1939年初，传递日军西郊靶场军演情报，为军统袭扰提供依据；1939年7月，挫败日伪“扫荡新四军根据地”计划，协助苏晴、柳媚等军统人员撤离……每一条都写得具体详实，还附上了伪造的日伪文件副本和军统人员的佐证签名。

他仔细梳理着这些“成果”，将其按“情报传递”“内部策反”“人员保护”三类分类，重点突出自己“深入日伪核心，忍辱负重为军统获取情报”的形象。

同时，他还特意在笔记中加入了对日军作战模式的分析——“日军善用重武器正面进攻，却忽视侧翼防护，可利用游击战袭扰其补给线”“日伪内部矛盾重重，可借‘76号’与梅机关的冲突，从中渔利”，这些分析既有实战依据，又符合戴笠“以最小代价换最大战果”的思路，能充分展现他的“专业能力”。

汽车驶进广东境内时，收音机里再次传来重庆电台的播报，这次是关于戴笠的讲话：

“……情报工作者，当以‘忠诚’为魂，以‘智勇’为刃，深入虎穴，方能克敌制胜。凡有功者，不论出身，皆可重用；凡失职者，虽亲必惩……”

陈默听得心头一震——戴笠强调“忠诚”和“功绩”，这正是他要重点展现的。

他知道，戴笠最看重两类人：一是绝对忠诚、敢于拼命的，二是能力出众、能为他带来实际利益的。他要做的，就是让戴笠相信，他既是“忠诚”的，又是“能干”的。

傍晚时分，汽车抵达广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