果然，第二天，军统截获了国民党代表与高桥的秘密会谈记录。

记录显示，国民党代表对“保留天皇制”“维持企业所有权”未明确反对，只要求日军“尽快解除武装，将武器装备交给国民党军队”；对“不向中共缴械”这一条，甚至暗示“可以协商”。

“国民党这是在搁置中共利益！”

陈默看着会谈记录，眼神凝重，“他们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果实，竟然默许日军歧视中共武装，这不仅违背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，还会给战后局势埋下隐患——一旦日军只向国民党缴械，我们的军队将无法合法接收武器，甚至可能被污蔑为‘非法武装’。

他立刻让苏晴将情报分类：

日军的核心诉求、国民党的回应态度，以及会谈记录的关键内容，都用地下党密码加密，当晚就发往延安。

同时，他还在分析报告中特意标注：“国民党有与日军私下达成‘反共默契’的倾向，需警惕其战后排挤中共的动向。”

接下来的一周，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。

日军进一步提出“允许部分日军留在中国，协助国民党‘围剿’中共武装”，而国民党代表竟表示“可以考虑”；双方还就“日军在华资产处置”达成初步共识——国民党同意日军“以资产抵偿部分赔偿”，条件是日军将核心技术转让给国民党企业。

“这已经不是投降谈判，而是利益勾结了！”

陈默将这些情报汇总，语气沉重，“国民党为了打压中共，竟然和侵略者做交易，牺牲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，这种行为，比日军的侵略更可恨！”

他当即调整情报传递策略：除了向延安上报核心情报，还让上海、华中的地下党密切关注日军与国民党的秘密接触点，收集他们私下交易的证据。

包括日军向国民党移交武器的时间、地点，以及双方签署的“秘密协议”副本。

然而，戴笠对这些“反共默契”却颇为满意。

他在听取陈默的汇报时，特意强调：“日军愿意协助反共，是好事。只要他们把武器交给我们，其他条件可以适当让步。现在的重点，是不让中共拿到任何好处，确保战后军统能掌控全国的情报网络。”

陈默表面应承，心里却清楚，戴笠的想法代表了国民党高层的态度——他们早已把中共视为最大的敌人，而非共同抗日的战友。这种心态，注定了战后的国共关系将更加紧张。

一天，陈默截获了一份日军大本营发给高桥的密电，内容是“若国民党同意所有条件，日军可在三个月内完成缴械，并将华中、华东的武器库全部移交国民党军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