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幽在笔记本上写下感悟，“中国农民的核心诉求是土地，就像法国华工的核心诉求是工资，苏联工人的核心诉求是工时。革命不能‘一刀切’，必须抓住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，用理论指导实践，用实践完善策略。”

为了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融合，陈幽主动申请加入学校的“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小组”。

小组的成员大多有国内革命经验，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，有的领导过农民运动，有的像陈幽一样，有过旅欧勤工俭学经历。

他们每周召开一次研讨会，结合苏联的理论课程，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——从“如何动员农民”，到“如何建立革命武装”，从“如何应对军阀围剿”，到“如何团结中间力量”，每一次讨论都像一场头脑风暴，让陈幽受益匪浅。

一次研讨会上，大家围绕“农民运动的组织方法”

展开激烈讨论。一位来自湖北的同学说：“我家乡的农民思想保守，只关心‘能不能吃饱饭’，对‘革命’‘解放’这些词不感兴趣，必须用他们能听懂的话，讲清楚‘革命能让他们有地种、有饭吃’。”

陈幽立刻接过话：“这和法国华工的情况很像！华工大多文化程度低，听不懂高深的理论，我就用‘团结起来能涨工资’‘反抗能不受欺负’这些实际利益，动员他们加入组织。我觉得动员农民也一样，先帮他们解决‘减租’‘抗粮’这些实际问题，赢得信任后，再慢慢传播革命思想。”

小组组长，一位曾在广东领导过农民运动的同志点点头：“陈幽同志说得对！理论要‘接地气’，才能被群众接受。我们可以借鉴苏联的‘基层党支部’模式，在农村建立‘农会’，把农民组织起来，既帮他们争取权益，又向他们传播革命理论，实现‘实践带动理论传播，理论指导实践发展’。”

这次讨论后，陈幽结合自己在法国的华工动员经验，和小组同志一起，撰写了《中国农民运动初步设想》，详细阐述了“以利益为纽带动员农民、以农会为载体组织农民、以理论为指导武装农民”的策略，得到了学校教授的高度评价。

除了参与研究小组，陈幽还利用周末时间，深入莫斯科周边的农村和工厂，实地考察苏联的革命实践。

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家集体农庄，他看到农民们在田间劳作，脸上带着笑容，农庄的负责人介绍：“我们实行‘土地公有、按劳分配’，农民不仅能吃饱饭，还能享受免费的教育和医疗。刚开始也有农民不理解，我们就组织他们参观工厂，让他们明白‘只有社会主义，才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