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时用铅笔在笔记本角落画了一个极小的“△”——这是他与组织约定的“需关注人员”暗号，△代表“已安全转移”，○代表“仍在潜伏”，□代表“失联待查”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陈默沉浸在档案堆里，像一台精密的仪器，一边补全资料，一边筛选线索。

他发现情报组对学员的监控有明显的“侧重”：

凡是籍贯为湖南、湖北（中共早期活动核心区域）的学员，思想汇报都会被标注“重点审查”；凡是在汇报中提及“苏联”“工农”“联合”等词汇的，哪怕只是学术讨论，都会被记为“疑似激进”；而那些家庭背景为“地主”“商人”的学员，审查则相对宽松，甚至会被优先提拔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“湘潭绸缎商之子”的人设能快速获得信任。

在整理“外部动态档案”时，陈默又有了新发现：一份1925年的《广州工运监控报告》里，详细记录了各工厂工会负责人的姓名、住址，甚至日常行踪，其中有三人的名字旁画了“×”——这是情报组“已处置”的标记。

陈默心里一沉，快速记下这三人的信息，计划后续传递给组织，确认是否有家属需要安置。

整理到“奖惩记录”时，一份标着“绝密”的档案引起了他的注意：里面记录了1924年一名叫“张远”的情报员，因“向共党泄露任务信息”被处决，而处决他的，正是现在训练科的赵刚。

陈默心里警铃大作——这说明情报组对“泄密”的处置从来都是“零容忍”，之前赵刚说的“喂狗”并非恐吓，而是真实发生的事。他更加谨慎，在补全这份档案时，故意将“处决细节”模糊记录为“按纪律处置”，避免因“过度细致”引起怀疑。

期间，周凯来过档案室两次，美其名曰“帮忙整理”，实则是来监视。

第一次，他看到陈默在补全思想汇报，故意问：“陈中尉，这些破文件有什么好补的？浪费时间。”

陈默头也不抬：“戴先生让补的，说不定以后有用。周兄要是没事，帮我把这份学员名单按籍贯分类，谢谢。”

他故意把“戴先生”搬出来，同时分配给周凯简单的体力活，既堵住了他的嘴，又避免他接触到核心线索。

第二次，周凯看到陈默在记录“外部动态档案”，凑过来假装好奇：“这些工运分子，抓一个少一个，留着他们的档案干嘛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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