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翻开汇报，指着“帮助春耕”的记录：“您看，八路军不仅组织抗日，还帮百姓春耕、秋收，解决温饱问题。群众愿意跟着他们，是因为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，而非被‘拉拢’——这种军民关系，反而能帮我们更好地发动全民抗战，牵制日军兵力，对正面战场百利而无一害。”

戴笠接过汇报，仔细翻阅着陈默的批注，眉头渐渐舒展。

他最担心的，是八路军“脱离管控，自立为王”，但陈默的汇报中，所有群众工作都围绕“抗日”展开，既有具体事例，又有潜伏人员的佐证，找不到任何“恶意扩张”的痕迹。

“你说得有道理。”

戴笠放下汇报，语气缓和下来，“国共合作期间，只要八路军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抗日，不触碰‘党国底线’，些许群众工作可以容忍。”

他转头瞪了毛人凤一眼，“别总盯着这些无关紧要的事，多想想怎么对付日军——陈默，以后关于八路军的汇报，就按这个思路来，既要客观，也要结合抗战大局。”

“是！”陈默躬身应道，松了口气——这场危机，靠着“紧扣抗日、淡化争议”的汇报策略，暂时化解。毛人凤站在一旁，脸色铁青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悻悻地收起自己的报告。

回到甄别处，陈默立刻将这次“汇报应对”的经验，整理成“平衡维系准则”：

1.定性优先：所有八路军与群众的接触，均定性为“抗日所需”，避免使用“扩张”“拉拢”等敏感词汇；

2.事例佐证：用“协助转移群众”“破坏日军交通线”等具体抗战成果，支撑“群众工作的合理性”；

3.借力打力：将毛人凤指控的“建立政权”“组织参军”，转化为“为正面战场减负的必要举措”，契合戴笠“抗日第一”的底线；

4.留有余地：不在汇报中完全否定“监控必要性”，偶尔提及“需警惕个别区域的异常动向”，满足戴笠的“反共顾虑”。

这套准则，成了陈默应对军统内部反共暗流的“护身符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