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后，每当戴笠或毛人凤提及“八路军扩张”的疑虑，他都能靠着“准则”从容应对——既不违背戴笠的指令，又不损害国共合作大局，更不会给组织带来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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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，戴笠私下询问：“八路军在晋绥的群众基础越来越深厚，会不会影响我们在当地的潜伏人员？”

陈默立刻回应：“八路军注重‘统一战线’，只要我们的潜伏人员不主动挑衅，专注搜集日军情报，他们不会干涉——反而，我们可以借着八路军的群众网络，获取更多日军的动向，这对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有利的。”

这番话，既回应了戴笠的“担忧”，又将“八路军的群众基础”转化为“军统的情报助力”，让戴笠彻底放下心来，不再提及“限制八路军群众工作”的话题。

而在组织层面，陈默则通过沈兰，将军统内部的“反共暗流”及时传递。

比如“戴笠要求监控群众联系”“毛人凤试图搜集扩张证据”等信息，让延安提前做好应对，调整八路军的群众工作方式，避免授人以柄。

这种“双向调节”，让陈默在国共合作的暗潮中，稳稳维系着微妙的平衡。

军统内部的反共势力找不到“发难借口”，戴笠对“监控成果”满意，组织的地下工作和八路军的敌后抗战也能顺利推进。

傍晚时分，雨停了，夕阳透过云层，洒下一缕温暖的光。

陈默站在窗前，看着远处书店的灯光亮起——沈兰正在那里，准备将“军统近期反共动向”的消息传递给组织。

他知道，维系这种平衡，注定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博弈，但只要能为抗战胜利保住国共合作的大局，只要能让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继续牵制日军，所有的隐忍与周旋，都值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