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12月的重庆，寒风裹挟着冷雨，将军统总部的气氛浇得愈发压抑。

陈默刚走进甄别处，就见走廊里的宪兵比往日多了一倍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肃杀之气，公告栏上贴着最新的“反共搜捕令”，红底黑字的标题刺得人眼睛发疼——“严厉打击共党渗透，凡窝藏、资助共党者，与共党同罪，格杀勿论”。

“陈处长，您可来了！刚才行动处的人又来催‘共党嫌疑人员补充名单’，说戴老板下令，这周要在重庆展开‘清共大搜捕’，重点排查高校、工厂和进步团体。”

苏晴快步迎上来，声音压得极低，手中捏着一张被揉得发皱的纸条，“这是沈兰刚传来的消息，说昨晚有三个地下党联络点被抄了，负责物资输送的老朱也被抓了——现在军统的搜捕越来越严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。”

陈默接过纸条，指尖触到纸张上的湿痕，不知是雨水还是苏晴的冷汗。

他快速扫过内容，心中一沉——老朱是组织在重庆的重要联络员，手里掌握着多个地下党成员的名单，一旦叛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而戴笠此次的“清共大搜捕”，显然是国共关系紧绷到极点的信号，自武汉失守后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情绪日益高涨，军统更是将“防共”放在了与“抗日”同等重要的位置。

“现在不是慌的时候。”

陈默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将纸条凑到烛火前烧掉，灰烬揉碎后扔进痰盂：

“第一，立刻停止所有与地下党的直接联络，包括书店的常规接头，改用‘紧急暗语+中立载体’传递信息——比如在《新华日报》的广告栏刊登‘寻人启事’，‘兄寻弟，弟名阿强，住江北’代表‘老周已暴露，暂停联络’；‘母病愈，盼归’代表‘安全，可恢复传递’。”

他看向苏晴，语气严肃：

“第二，你负责梳理甄别处手头的‘共党嫌疑人员名单’，把所有进步学生、爱国商人的名字全部划掉，只保留真正有通共实锤的人员——记住，划掉的名字要做‘误录’标记，理由要充分，比如‘信息来源错误’‘已核实为爱国人士’，避免被毛人凤抓住把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