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第三，密切关注行动处的搜捕动向，一旦发现他们要突袭哪个进步团体，立刻通过‘紧急暗语’传递预警——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无辜的人被抓，但也不能暴露自己，只能做到‘提前预警，让他们自行转移’。”

苏晴用力点头，转身就要去执行，却被陈默叫住：“等等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减少直接联络。你在机要室文书科办公，我在甄别处，有事通过‘文件传递’交流——在文件的空白处用铅笔写‘点’，一个点代表‘安全’，两个点代表‘有情况’，三个点代表‘紧急，需见面’，见面地点定在磁器口的‘老茶馆’，暗号照旧。”

苏晴心中一酸，她和陈默并肩作战多年，从未像现在这样“小心翼翼”，连见面都要靠暗号约定。

但她清楚，在国共关系如此紧绷的时刻，任何一点“私交过密”的痕迹，都可能被反共派抓住，扣上“通共”的帽子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重庆陷入了白色恐怖。

行动处的特工遍布大街小巷，高校里的进步学生被强行带走问话，工厂中的工会骨干被列为“重点嫌疑对象”，连重庆救亡演剧队的成员都遭到了监视。

甄别处每天都能收到“抓获共党分子”的捷报，公告栏上的“反共成果”一天天更新，却没人知道，这些“成果”中，有多少是被冤枉的爱国人士。

陈默借着“审核共党嫌疑名单”的名义，一次次将进步人士从名单中剔除。

有一次，行动处上报“重庆大学学生李明涉嫌组织共党读书会”，陈默立刻安排老吴暗中调查，发现李明只是组织学生阅读进步刊物，并未参与任何地下党活动。

他当即在名单上写下“查无实据，疑似误报，建议解除监控”，并附上李明的“读书记录”——上面全是抗日救国的文章，成功保住了这名学生。

但风险也如影随形。

毛人凤多次来到甄别处，抽查名单，语气带着怀疑：“陈默，你这名单上的可疑人员怎么越来越少？是不是又在故意放过共党？现在戴老板下了死命令，宁可错抓，不能放过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