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军统总部的警报声突然划破午后的宁静，陈默刚在《日军华中兵力部署分析报告》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
门外就传来秘书急促的脚步声：“陈组长！戴老板紧急召见，让您立刻去他办公室！”

他心头一凛，将报告锁进抽屉，抓起搭在椅背上的长衫快步出门。

警报声是军统总部的“特级召见”信号，若非关乎重大，戴笠绝不会如此兴师动众。

穿过回廊时，他看到几名身着便装、气质干练的男子正往戴笠办公室走，袖口隐约露出的枪套和腰间的公文包，都透着“即将赴险”的凝重，想必是要派往上海的情报人员。

“报告！”陈默推开门，躬身敬礼。

戴笠正站在巨大的上海地图前，手里捏着根指挥棒，周围围坐着七八个人，都是军统总部的核心骨干，其中不乏华东情报站的负责人。

看到陈默进来，戴笠挥了挥手：“来得正好，你给大家说说上海情报站的情况，他们明天就动身去上海，重建情报网络，你得给他们搭好架子。”

陈默走到地图旁，目光扫过熟悉的街巷标记——上海的每一条马路、每一处日伪据点，都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沉稳有力：“各位同仁：上海情报站先前的运作，核心是‘双线渗透’：一线针对日伪军政机关，通过策反伪政府官员、安插内线，获取日军布防、物资调配情报；二线针对日军基层部队，利用码头工人、商铺店员等身份，收集日军动向、士兵情绪等细节信息。”

他抬手点向地图上的“日伪情报署”标记：“最关键的成果，是去年深秋获取的《日军华中地区兵力部署图》。当时通过策反伪政府秘书刘仲文，摸清了日军第3、第11师团的驻地、火炮阵地、弹药库位置，这份图后来直接用于军统袭扰日军西郊靶场的行动，炸毁日军火炮两门，歼敌三十余人。”

提及策反成果，陈默刻意加重语气，列举了三个具体案例：

“除刘仲文外，还策反了日军粮站会计张启山，掌握日军粮食补给周期；策反伪警察局探长杨玮，提前获取日伪‘清剿’预警三次，挽救情报人员十余人。这些策反对象均已安排撤离，目前在重庆待命，若重建情报站，可让他们作为内应返回上海。”

人群中有人提问：“听说你撤离时，遭到日伪追杀，具体情况如何？上海现在的日伪警戒是不是很严？”

陈默眼神微闪，语气平淡地回应：“算不上追杀，只是日伪的报复性行动。上海站覆灭后，日伪怀疑我参与传递情报，派了几个特务跟踪，我借苏州日军物资调配的混乱，顺利脱身。目前上海虹口区、闸北区的警戒确实加强，但郊县的管控相对薄弱，可从金山、松江等地建立秘密联络点，逐步向市区渗透。”

他刻意弱化了追杀的凶险——若是让戴笠知道他曾被松井亲自下令“活要见人、死要见尸”，难免会怀疑他与日伪的关系；而将其定义为“报复性行动”，既符合逻辑，又能凸显自己“因功遭忌”的处境，更能获得信任。